明代大礼议事件的本质

日期:2018.03.13 | 分类:时事政治
明代大礼议事件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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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礼议是指发生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到嘉靖三年(1524年)间的一场皇统问题上的政治争论,原因是明世宗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为其改换父母的问题所引起,是明朝历史第二次小宗入大宗的事件[1]  。明世宗登基不久便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明武宗旧臣们之间关于以谁为世宗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考),以及世宗生父尊号的问题发生了争议和斗争,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继嗣“要求世宗改换父母。当时观政进士张璁上疏责廷臣之非,提出了“继统”的理论。至嘉靖三年(1524年),以世宗钦定大礼而结束。大礼议的核心是明世宗能否改换父母的重大争论,即对明武宗遗诏如何诠释的问题。大礼议事件是明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2] 在大礼议中张璁以明武宗遗诏为利器,打破了杨廷和一手操纵的廷议,并通过合理解读明武宗遗诏的文本逻辑和内容,维护了明世宗与兴献王的父子关系,挫败了杨廷和及其依附者不顾明世宗继位的实情而强迫明世宗依照汉宋旧例改换父母的图谋,确保了明代法律的尊严和政治的秩序,并因此开创了嘉隆万大改革的新局面。[3]

    中文名大礼议开始时间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结束时间1524年(嘉靖三年)参与人物杨廷和、张璁、杨慎

    目录1 背景2 经过3 结果4 后续5 评价6 影响▪ 积极▪ 消极

    背景编辑

    大礼议由武宗暴亡所引发,在内阁首辅杨廷和的策划下,变通办法,选取武宗堂弟明世宗(朱厚熜)继统。但在世宗称帝后,杨廷和非要把武宗和世宗的堂兄弟关系变成亲兄弟关系,于是,一场长达数年的大礼议便开始了。世宗即位意味着永乐以后明代历史长河中最大的政治撕裂,而伴随出现的大礼议则是新旧势力政治的综合较量。[4]

    正德二年(1507)年秋八月,朱厚熜生于兴王邸。朱厚熜是明宪宗之孙,明孝宗之侄,明武宗的堂弟,兴献王朱祐杬次子。封国在安陆州,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兴王薨,谥号“献”。以世子身份居丧并决策封国政务。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尚未除服,明武宗特旨令其袭封。五天后(三月十四日),明武宗驾崩,那时,朱厚熜尚未正式受封。明武宗无嗣,而明孝宗也无其他皇子在世,皇太后张氏(孝康敬皇后)与大学士杨廷和(朱厚熜未至京师前,杨廷和总揽朝政三十七天)摄理国政,根据《皇明祖训》中所说的“兄终弟及”的原则,于三月十五日派定国公徐光祚、寿宁侯张鹤龄、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礼部尚书毛澄、太监谷大用等前往安陆迎接朱厚熜,到京师即皇帝位。三月二十六日徐光祚等抵达安陆(谷大用先期至,朱厚熜不许其私谒)。[5]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初一,拜别其父陵墓,次日辞别母妃启程。四月廿二,朱厚熜抵京师,止于郊外。当时朝廷官员就有关于以什么礼仪迎接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的争论。礼部尚书毛澄根据杨廷和的授意,定议以皇太子即位的仪式。

    经过编辑

    继嗣、继统之争

    大学士杨廷和曾帮明武宗起草遗诏。遗诏的内容是以明武宗武明世宗宗的语气表示“:“朕疾弥留,储嗣未建,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年已长成,贤明仁孝,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奉祀宗庙。”[6]

    明武宗之母慈寿皇太后颁发的懿旨:“皇帝寝疾弥留,已迎取兴献王长子厚熜来京,嗣皇帝位,一应事务俱待嗣君至日处分。”[7]

    其中,“嗣皇帝位”四字最为关键。朱厚熜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8]  但杨廷和仍要求朱厚熜按照礼部的方案(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基。但未行,最后是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当天中午,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诏书曰:“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以第二年年为嘉靖元年。

    四月廿七,年仅十五岁(十四周岁)的明世宗下令群臣议定明武宗的谥号及生父的主祀及封号。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中大臣援引汉朝定陶恭王刘康(汉哀帝生父)和宋朝濮安懿王赵允让(宋英宗生父)先例,认为明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继大宗,就应该尊奉正统,要以明孝宗为皇考,兴献王改称“皇叔考兴献大王”,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国大妃”,祭祀时对其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另以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为兴献王之嗣,主奉兴王之祀。五月初七,礼部尚书毛澄和文武群臣六十余人将此议上奏皇帝,并声称朝臣中“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9]

    对明世宗而言,这绝对是不可接受的,双方产生僵持。少年天子明试图优抚杨廷和,并向毛澄厚赠黄金,欲使其改变主意,但两人都不为所动,几次下诏尊加其父徽号也被杨廷和等大臣封还。但毛澄亦修改意见,认为将来朱厚熜有子时,可以第二子取代朱厚炫成为兴王,继承其父亲的王统。[10]

    奉迎世宗生母礼节之争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初三,新科进士张璁上疏支持明世宗,认为明世宗即位是继承皇统,而非继承皇嗣,即所谓“继统不继嗣”[8]  ,皇统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继,而且汉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预先立为太子,养在宫中,实际上已经是过继给汉成帝和宋仁宗,“其为人后之义甚明”[11]  。张璁建议明世宗仍以生父为考,在北京别立兴献王庙。明世宗见此奏章后大喜说:“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11]  当时杨一清居家见张璁疏说:“张生此议,圣人复起,不能易也。”[12]  王守仁也“心喜其说”[13]  《国史传》评论:张璁此论“出所真见,非以阿世”。但张璁微末之身人单势孤,难以动众,明世宗唯有先行妥协。但在奉迎生母蒋妃入京的礼仪上,明世宗坚持行以迎皇太后之礼,遭到杨廷和反对后痛哭流涕,表示愿意辞位,奉母返回安陆,杨廷和无奈之下只得让步。当年十月,明世宗以皇太后礼迎母亲入宫。

    当时,湖广总督席书曾草拟奏疏,附和张璁、霍韬的意见,称兴献帝宜定号皇考兴献帝。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上疏,提出“继统不继嗣”之论。但两封奏疏没能上呈。

    再起纷争

    被贬至南京刑部主事的张璁与同僚桂萼等又上疏重提旧事。明世宗下旨诏两人入京,在“继嗣派”策划暗杀张璁与桂萼之时,明世宗封两人为翰林学士,专负责礼仪事项。[14]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明世宗召集群臣集议,杨廷和见明世宗有意变更前议,上疏请求致仕。此时,朱厚熜的地位已稳固,早已厌恶杨廷和跋扈难制,就顺水推舟,同意杨廷和致仕归里。

    此时,颇感群龙无首的礼部尚书汪俊酝酿再一起集体谏诤。适逢主事侯廷训据宗法作《大礼辨》,吏部尚书乔宇等人遂据此率群臣近两百五十人一同进言,反对明世宗以兴献王为皇考。明世宗不悦,下令更多的官员参与进议论中来。于是,给事中张翀等三十有二人,御史郑本公等三十有一人,以及邹守益等,也都抗章力论。状元唐皋也上疏说:“陛下宜考所后以别正统,隆所生以备尊称。”表面上是在调停,实际上倾向于反对。因为邹守益是王阳明的大弟子,唐皋是前朝状元,在朝中都属于影响较大的文臣,明世宗因此恼羞成怒,此次进言之人均被斥责、罚俸甚至罢黜。最后,汪俊等只好妥协:“于兴献帝、兴国太后止各加一‘皇’字,以备尊称。”[6]

    结果编辑

    参见:左顺门案

    嘉靖三年(1524年)三月,明世宗无奈之下,勉强同意称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亲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尊封祖母邵氏(明宪宗贵妃)为寿安皇太后,孝宗皇后为“圣母昭圣慈寿皇太后”,明武宗皇后为庄肃皇后(孝静毅皇后)。“本生”二字实际上只是承认了嘉靖皇帝的生物学父母,但宗法上他还是需要称孝宗为“皇考”,称张太后为“母后”,事实上还是被过继到了孝宗名下(这一点可以参照清朝的光绪帝,他的生父奕譞被称为“本生皇考醇贤亲王”,生母醇亲王嫡福晋叶赫那拉·婉贞被称为“皇帝本生妣”,而其本人已被过继与文宗咸丰帝为子,需称文宗为“皇考”,称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为“母后”)。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二日,明世宗诏谕礼部,十四日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群臣哗然。正逢早朝刚结束,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倡导众人道:“宪宗时,百官在文华门前哭请,争慈懿皇太后(孝庄钱皇后)下葬礼节,宪宗听从了,这是本朝的旧事。[15]  ”杨廷和之子、状元杨慎亦称:“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坚守节操大义而死,就在今日。”[16]  随后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在金水桥南拦阻挽留群臣,何孟春、金献民、徐文华等又号召群臣。随后两百余位朝廷大臣在左顺门跪请世宗改变旨意。

    明世宗在文华殿听闻门外哭声震天,命太监传谕大臣们退朝,但群臣直到中午仍伏地不起,企图迫使明世宗屈服。杨慎等人撼门大哭,“声震阙庭”[17]  。朱厚熜震怒,令锦衣卫逮捕为首者八人,下诏狱。此举令其他人更为激动,冲至左顺门前擂门大哭,朱厚熜再下令将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下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停职待罪。七月十六日,明世宗为母亲上尊号“章圣慈仁皇太后”。七月二十日,锦衣卫请示如何处理逮捕的大臣,明世宗下令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因廷杖而死的共十六人。左顺门廷杖后,反对议礼的官员纷纷缄口,为时三年的“大礼议”以朱厚熜获胜告终。

    后续编辑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献皇帝神主奉安于奉先殿东室观德殿,上尊号“皇考恭穆献皇帝”,明世宗生母改称“圣母章圣皇太后”,九月改称明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张太后为“皇伯母昭圣慈寿皇太后”,十一月邵太后卒,谥曰孝惠康肃温仁懿顺协天祐圣皇太后(后改为太皇太后、皇后,即孝惠皇后),葬入茂陵;嘉靖四年(1525年)册封庶母王氏(兴献王侧妃)为睿庙淑妃(嘉靖十一年卒,谥号“温静”);嘉靖五年九月“奉安恭穆献皇帝神主于世庙”;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则追尊庙号为“睿宗”,十二月,蒋太后卒,谥号为慈孝贞顺仁敬诚一安天诞圣献皇后(慈孝献皇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献皇帝神主供入太庙,“既无昭穆,亦无世次,只序伦理”[18]  , “奉睿宗于太庙之左第四,序跻武宗上”[19]  。

    原有兴献王墓也相应按帝陵规制升级改建,即后来的明显陵。

    评价编辑

    《西园闻见录》卷26,载:“凡言礼而贵者,其人材皆磊磊,既无言礼,亦有以自见者哉!”[20]  ”

    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大礼之议》载:“考孝宗之说,援引汉哀帝、宋英宗预立为储君者不同,第以伦序当立、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入继大统。若谓继统必继嗣,则宜称武宗为父矣。以武宗从兄,不可称父,遂欲抹杀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尝为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碍而不通。故璁论一出,杨一清即谓此论不可易也。”

    谈迁《国榷》卷53,载:“永嘉(张璁)议礼,能以辩博济其说。即论星历,亦援据不穷。其见知于上,非偶然也。”[21]

    《御定通鉴纲目三编》·《嘉靖三年七月条》,载:“大礼议起,诸臣不能酌理准情,以致激成过举。及嘉靖欲去本生称号,自当婉言正谏,冀得挽回,乃竟跪伏大呼,撼门恸哭,尚成何景象!虽事君父,纲常所系甚重,然何至势迫安危?顾杨慎则以为仗节死义之日,王元正、张翀则以为万世瞻仰之举,俨然以疾风劲草自居,止图博一己之名,而于国事亳无裨益。”

    影响编辑

    积极

    大礼议不是简单的礼仪之争,而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即新旧政治势力的较量。明武宗暴亡后,明代政治秩序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恢复正常。大礼议的发生和较长时间的持续,就在于身为皇帝的明世宗暂时并未拥有全部的皇权。换言之,大礼议是明代皇权由明武宗流向明世宗的必要路径,也是恢复明代政治秩序的必要步骤。明世宗在大礼议中一步步的胜利和杨廷和集团一步步的失败,其实就是明世宗皇权一点点地获得和明代政治秩序一步步地恢复。这一争论跟明代其他时期的廷议有着本质的不同。仅仅从礼制方面引经据典,对大礼议进行纯粹古礼的解释,不可能真正认清其本质特征及其在明代政治长河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22]

    在杨廷和集团的败灭过程中,新生力量在迅速成长。在大礼议中,张璁等人与杨廷和集团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既赢得了明世宗的敬重,又加深了双方的了解,使明世宗发现了自己所要依靠的真正力量。作为没有东宫旧僚的明世宗从议礼双方的表现中真切认识到了取舍大臣的一个主要标准,即能否支持自己的大礼主张。因为谁也无法全盘否定世宗的大礼观点。借助于大礼议组建自己能够掌控的人事格局,这是明世宗最大的政治收获,符合明朝的政治利益。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钦定大礼,标志着明代皇权从武宗完全流向世宗,至此,明武宗时代基本结束,嘉靖革新时代真正到来。大礼议拉开了明代改革的序幕,杨廷和集团的彻底垮台和张璁等“大礼新贵”的崛起使清除弊政成为可能,嘉靖政治也因此进入全方位的变革创新时代。[22]

    消极

    另一方面,大礼议使得杨廷和与明世宗两人形同陌路。杨廷和被削官为民,更中断了杨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后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世宗日渐腐化,大肆兴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又好长生不老之术,此后明朝政治风气愈发颓废。议礼派“以片言至通显”,因迎合皇帝而从下级官员升至首辅、六卿,使朝廷官员看到奉迎君主带来的好处,嘉靖十七年后,内阁十四个辅臣中,如徐阶、顾鼎臣、严讷、夏言、郭朴、严嵩、袁炜、高拱、李春芳等,有九人是通过撰写道教的青词起家的。从此明朝官员中谄媚阿上之风盛行,政风日益败坏。

其他回答

  • 明朝大礼仪之争并非是首次现任皇帝追父为皇考的事件,《资治通鉴》记载早在西汉宣帝就爆发了第一次类似事件,宣帝刘询希望追认生父刘进和祖父刘据为皇考但被拒绝,之后此类事件更是不计其数。由此展开了关于儒家“嗣子不认生父”是否合理的讨论,而其根本是儒家“礼教”问题。

    大礼议是指发生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到嘉靖三年(1524年)间的一场皇统问题上的政治争论,原因是明世宗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为其改换父母的问题所引起,是明朝历史第二次小宗入大宗的事件 。

    明世宗登基不久便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明武宗旧臣们之间关于以谁为世宗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考),以及世宗生父尊号的问题发生了争议和斗争,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继嗣“要求世宗改换父母。当时观政进士张璁上疏责廷臣之非,提出了“继统”的理论。至嘉靖三年(1524年),以世宗钦定大礼而结束。

    大礼议的核心是明世宗能否改换父母的重大争论,即对明武宗遗诏如何诠释的问题。大礼议事件是明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在大礼议中张璁以明武宗遗诏为利器,打破了杨廷和一手操纵的廷议,并通过合理解读明武宗遗诏的文本逻辑和内容,维护了明世宗与兴献王的父子关系,挫败了杨廷和及其依附者不顾明世宗继位的实情而强迫明世宗依照汉宋旧例改换父母的图谋,确保了明代法律的尊严和政治的秩序,并因此开创了嘉隆万大改革的新局面。

  • 大礼议以世宗和张璁等人的全面胜利和杨廷和集团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这是明代政治体制本身的要求,符合明代的政治利益。世宗借助大礼议成功地进行了人事更替,组建了自己能够掌控的人事格局。嘉靖三年,世宗钦定大礼,标志着明代皇权从武宗流向世宗的基本完成,也标志着武宗时代的基本结束和嘉靖革新时代的真正到来。明世宗借助大礼议巧妙而又成功地实现了皇权的转移,将掣肘势力彻底清除,组建了以皇帝为核心的全新的人事结构,使明代政治因皇位空缺一度出现的混乱局面得以结束,并利用这一难得的人事更迭之机进行了一系列政治革新,有效地刷新了明代政治,规定了嘉靖以后明代历史的走向,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书写了特殊的一页。

  • 明朝大礼仪之争的真相

    从正德皇帝去世到他的继位人来到之间的35天中,杨廷和实际上统治着明帝国。他立即动手拆散已故皇帝的朝廷,从边防驻军召回镇军太监们,将京师的部队交还他们原来的指挥官们,边军则返回他们原来的防地,遣还外国的贡使,让皇帝私人宫中的僧侣返回他们的寺庙。在北京待召的工匠、乐人、船工被遣返返家,浣衣局的妇女们被送还她们的家庭。所有这些措施都是被当作正德皇帝的遗诏来执行的,但这些内容的遗诏实际上是杨廷和写的。

     

    就明世宗而言,其即位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独具特点,无前例可循。其堂兄武宗是孝宗的唯一儿子,由于武宗生前没有依据相关规定和传统礼制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所以,选立事宜便由武宗之母慈寿皇太后和阁臣杨廷和等人来完成。在这一特殊背景下,最佳的弥补方案就是从武宗侄子辈中选出一人,过继给武宗,以武宗之子的身份继承皇位,这样便能最大限度地减轻新君即位时的政治震荡,但杨廷和等人却选择了武宗的堂弟朱厚熜,这就意味着正式宣告了武宗的断子。

     

    世宗以武宗堂弟身份继承皇位是杨廷和等人草拟的武宗遗诏中明确规定了的,任何人不得改变。为了弥补在匆忙之间选择朱厚熜而使孝宗绝孙的遗憾,杨廷和等人无视世宗合法继位的这一法律文书,胁迫世宗改变武宗堂弟的身份,而要以武宗亲弟的身份继承皇位,并进而改换父母,从而引发了“大礼议”。

     

    就大礼议本身而言,它不是简单的礼议之争,而是对世宗即位合法性的争论,特别是对武宗遗诏能否切实执行的重大的政治论战。在这一争论中,杨廷和集团以议礼为名,完全不顾世宗即位的特殊性和武宗遗诏的明文规定而任情发挥,肆意演绎,以所谓万世不变的“礼”来强迫世宗屈服认可杨廷和的主张。然而,自七岁起熟读《孝经》的少年天子明世宗为了自己的孝情,也为了维护武宗遗诏的法律地位,与杨廷和集团斗智斗勇,最后取得了大礼议的胜利,既捍卫了武宗遗诏的尊严,也确立了自己独立的姿态。

     

    作为藩王的朱厚熜,入京时势单力薄,孤立无援,要与杨廷和集团周旋,并非易事。大礼议之所以能够持续较长的时间,就在于身为皇帝的世宗暂时并未拥有全部的皇权。换言之,大礼议是明代皇权由武宗流向世宗的必要路径,也是恢复明代政治秩序的必要步骤,世宗在大礼议中一步步的胜利,其实就是皇权一点点的获得和秩序一步步的恢复。这一争论跟明代其他时期的廷议有着本质的不同。

     

    仅仅从礼制方面引经据典,对其各抒己见,都不可能真正认清大礼议的本质特征及其在明代政治长河中所具有的真实的政治作用。有些学者把大礼议中世宗的胜利和杨廷和的失败看成是世宗皇权强暴的结果。持此论者本末倒置,把杨廷和集团当成是明朝政治的核心代表和嘉靖时代当然的主导力量,并完全无视武宗皇权如何全部转移到世宗手中这一基本问题和明代政治的现实规定。

     

    事实上,杨廷和等人借助孝宗和慈寿皇太后并以议大礼之名压制世宗,是对世宗完全拥有皇权设置障碍,进行干扰。对此,世宗心里十分清楚,他事后曾在多个场合表露议大礼期间被人所欺的愤慨。这一现象看似世宗个人的感受,其实是皇权体制受到强烈冲击的体现。在世宗看来,杨廷和集团借助大礼议是想否定自己皇位的合法性,甚至是无视自己的存在。那些为杨廷和大礼观辩护者根本不考虑明代的政治实情,也根本无视阁臣与皇帝公开对抗对明代政治巨大的负面作用。尽管杨廷和集团人数较多,但其大礼主张漏洞百出,充其量也仅仅是一己之见。

     

    大学士杨廷和直到他1524年被迫离职为止,随意利用一切手段把他的看法既强加于朝臣,也强加于皇帝。但是在这个孩子和他母亲的身上,这位大学士却遇到了对手。杨廷和利用这一争端巩固他自己在朝廷的权力,扩大大学士们的权限,提高翰林院及其成员的威信。他需要依附他的人的支持,他无情地排斥高级机构中反对他的人。1521年5月,他使他最有势力的敌人吏部尚书王琼(1459—1532年)被革职,关押,放逐到帝国遥远的西部边境,同样的策略也应用于较低级别的其他几百名官员。他尤其排斥所有在大礼上反对他的主张的人。

     

    在杨廷和集团的败灭过程中,新生力量在迅速崛起。全力支持世宗的有一般官员张璁、桂萼、方献夫、席书、霍韬等人。在议礼之初,张璁等人遭受着杨廷和集团的全力围攻,从人身诋毁、打击报复到恐怖暗杀,身处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之中。为了对付张璁等人,杨廷和集团无所不用其极,将跋扈、嚣张、疯狂的行径表露无遗。作为皇帝,世宗在议礼之初无力保全张璁等人,使杨廷和集团得以对其随意报复。但张璁等人不畏险恶,以自己渺小之力和精深的礼学素养支持世宗,从多方面攻击杨廷和的大礼观,由被动逐渐转向主动,最后将其推翻。

     

    在这一争论中,张璁等人表现出异常的自信和坚强,承受着巨大压力而与杨廷和集团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既赢得了世宗的敬重,又加深了双方的了解,使世宗发现了自己所要依靠的真正力量。没有东宫旧僚的世宗只能从大礼议中选拔自己所需要的可靠之臣。在大礼议中,世宗从议礼双方的表现中真切认识到了取舍大臣的一个主要标准,即能否支持自己的大礼主张。因为谁也无法全盘否定世宗的大礼主张,支持世宗并不意味着就是“迎合”、“讨好”世宗,也并非意味着就是向皇帝献媚。一些人对大礼议中争论双方的行为不做具体分析,一见到与皇帝对抗的朝臣,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肯定和歌颂,实属偏颇。庞大的杨廷和集团在三四年中土崩瓦解,并被彻底清除,是要找其自身原因,而非一味地谴责世宗和张璁等“大礼新贵”。张璁等人在杨廷和集团的打压中由弱变强,脱颖而出,更值得后人敬重,而不应像有些研究者那样站在杨廷和集团的立场上对其极尽嘲讽之能事。

     

    大礼议以世宗和张璁等人的全面胜利和杨廷和集团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这是明代政治体制本身的要求,符合明代的政治利益。世宗借助大礼议成功地进行了人事更替,组建了自己能够掌控的人事格局。嘉靖三年,世宗钦定大礼,标志着明代皇权从武宗流向世宗的基本完成,也标志着武宗时代的基本结束和嘉靖革新时代的真正到来。明世宗借助大礼议巧妙而又成功地实现了皇权的转移,将掣肘势力彻底清除,组建了以皇帝为核心的全新的人事结构,使明代政治因皇位空缺一度出现的混乱局面得以结束,并利用这一难得的人事更迭之机进行了一系列政治革新,有效地刷新了明代政治,规定了嘉靖以后明代历史的走向,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书写了特殊的一页。

     

    ps:

     

    在人类之间的斗争史,留下名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失败的一方绝大多数不是他们不聪明,而是他们遇到的对手比他们聪明;本来占有斗争优势的聪明人一方失败也不是他们不够聪明,而是绝大多数情况是他们低估了对方的聪明和力量。

     

    为什么杨要选嘉靖,倒不是杨非要选嘉靖,而是杨认为选谁都没问题,自己控制力足够了,正牌嫡系皇帝并且令全国文官都觉得难缠的武宗都被自己弄死了,还怕其他他名不怎么顺的旁系能翻天。如果硬要在此上做手脚,给其他老狐狸看出来倒不好了。

     

    可是,他不明白人的聪明是不同的,有的人聪明表现是善于外斗做好事,这就象武宗,武宗之失败,在于他要挑战文官集团整体控制明朝的模式,在于他明目张胆的提高武将地位,这是文官集团整体不能容忍,所以,这时的杨氏很有权力,甚至于让皇帝治病都治不成。有的人聪明是善于内斗,这就象嘉靖。嘉靖很聪明,嘉靖的行为宣言就是,只要我当皇帝,只要我有好外,只要你们文官中人不侵犯我私人利益,你们文官集团想遣散边军,撤销镇守太监,都可以,我都没意见,只要别让我闹心的人当头就行。

     

    从嘉靖刚继位的表现来看,说杨廷和是中国最大的奸臣和想篡位一点也不为过。杨先不让嘉靖认爹,就是一次指鹿为马式的试探。杨廷石那种不让皇帝进正门,不让皇帝认亲爹,本来就是“指鹿为马”,是篡朝的前奏,只不过,嘉靖很聪明,奸臣没成功而也。

     

    可惜,杨忘了两点,第一,虽然杨控制朝政,却不能控制军队,所以他没法用兵变谋反;第二,明朝皇帝没有做事的权,却有升官的权。所以,一但这个皇帝不管国家好不好坏不坏,不管你这个文官集团干不干正事,只管文官中谁支不支持我当皇帝的时候。杨廷和这个文官集团(职业经理人)的老大,利用文官集团与皇帝(董事会老大)的矛盾来挟制皇帝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在文官集团利益反正已经最大化的情况下,谁来当老大则成了首要问题,外部没威胁的情况下,内部争老大自然会打起来,这就是利益法则。武宗积极提高军人地位,经常深入平民了解民生,这是在把文官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分给其他人,这是在分整体文官集团的钱,所以杨廷和可以轻易的团结文官集团来整死武宗。而嘉靖充分的利用了手中的权力和法则,帮助支持他继续当皇帝的人当老大,只要不反对他当皇帝搞享受,你文官爱贪污也好,爱集党也好,我都不管。这样,文官集团与嘉靖就没利益冲突,反而内部争斗,不少人与杨有冲突,所以,嘉靖一下子就把抱成一团的杨氏文官集团搞垮了。

     

    武宗要斗倒的是当时明朝的统治阶层,而嘉靖要斗倒的是有了异心表现的杨廷和。双方的对手重量级差得太多了。

  • 为了更好的统治老百姓